苏联时代的公共社会学家Vladimir Yadove

Vladimir Yadove（1929-2015）是一个苏联时代的先驱

有些学者的名字是和一些思想领域或是学科连结在一起的，而Yadov教授即是属于这种学者。他是一个苏联时代的先驱，大大形塑了苏联的社会学。自从1960年代，Yadove的著作影响了亚美尼亚和苏联的好几世代的社会学家。

Vladimir Yadov是二次战前的世代的学者。他在列宁格勒出生，那是一个充满勇气、牺牲、悲剧、斯大林斗争、列宁格勒围城战的历史的城市。那是创意精神的地方，连结到的名字包括了Akhmatova（阿赫马托娃），Shostakovich（肖斯塔科维奇）和Brodsky（约瑟夫·布罗茨基）。

1945年，Yadov还是16岁的时候，梦想要成为飞行员。当这位年轻高中生注册飞行员军校之后，却发现不合格，因为飞行员必须要体格健壮的人，但Yadov太瘦了。他换了科目，但还是保持着翱翔天际的梦想。他注册到列宁格勒大学的哲学系，荣誉毕业，继续攻读研究所。在50年代早期，他为其论文“意识形态作为精神活动的形式”答辩，之后和Igor Kon（伊高·康恩）见面之后，他转向了社会学。那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，而也在后斯大林时代刚刚被解禁而已。

社会学并没有被苏联官方所认可

在那些日子里面，社会学并没有被苏联官方所认可，政府认为那是危险的科目，对于提供社会幸福手段的科学社群来说是个危害。Yadov当他要做决策去研究俄罗斯历史的第一个经验研究时，因此在一个很不稳固的基础上。其主题很有挑战性：测试马克思主义的假设，看看新的苏维埃社会是否会产生新的“人”，就是一种新的个体，可以牺牲自己，成就全体。这个研究在Man and His Work这么书中被总结，标示了俄罗斯社会学的一大突破。

那时候，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在两极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。其支持者歌颂新的系统是人类史上最进步的社会。其批评者则认为是“邪恶的帝国”，把人性黑暗面推到了极致。Yadov显示了其苏联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并没有不同。苏联人想要俄罗斯变得繁荣，但是也重视私人领域，追求个人梦想与进步。

他是一个心胸宽大的人，可以自由的跨界。

例如，他的学术著作和生涯中，他总是想要把许多不同的典范结合在一起。其并非教条马克思主义者。虽然在1960年他是历史唯物论的奉行者，认为那是“普世的社会学理论”，可是他也为“个殊的社会学理论”的相对自主性辩护。他也不是实证主义者，虽然他出版了好几版的教科书“社会学研究的策略”可以清楚看到是以实证主义为基础。Yadov把“多元典范”引介到俄罗斯社会学，认为理论框架的选择是以经验为出发点的。他也有很宽广的社会学视野，所以，他的“社会行为的预测”，或许可以看成心理学，而非社会学。对他来说，学科边界并不存在。

反对所有试图要设计一个“本土社会学”的努力

从那时开始，Yadov从未隐藏其对于本质论的强烈反对。他强烈反对所有试图要设计一个“本土社会学”的努力，就是那只能在国家边界之内形成的社会学。他认为没有Kenyan脚踏车，因为所有脚踏车都有共同点。他对于俄罗斯社会学的整合到世界社群这点来说，很强烈支持，把资源集结起来探索现代性。

Yadov是唯一一个挑战苏联意识形态的学者

Igor Kon等人都是这个推动诚信、自由讨论、开方社会的学者网络的成员。Yadov坚持其传统，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和了解社会变迁的方式。因此，他对于行动社会学和多典范的偏见似乎解释了这种持续的变化。在1988年，Pere-stroika让他成为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的所长。Yadov和他的朋友，利用这个机会让社会学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正当学门，开放社会学系所，让年轻研究生出国增进技巧，为社会带入新的观点。

的确，他救了很多人。

我们一起经历了最困难和最黑暗的时期，可是他总是乐观以对，从不背叛任何人，并且帮助许多人。的确，他救了很多人。我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受到他的支持，是他建议我要去担任我们系上的党书记的职位，好保护系上不受攻击。毕竟，共产党是辩论和争论社会学最常见的公开空间。

Yadov也是一个公共社会学家。

他有办法把复杂的学术材料用老妪能解的方式传播给大众理解，并也把真实生活带入学术象牙塔之中。他对于学术上的竞争者和敌人相当宽容，他也对批评者很宽恕。虽然他从来没有清楚地站在政府的对立面，但是他的研究却很清楚地批判政府。

他是一位愿意和任何人对话的公共社会学家

不论是否你是官员、甚至是总统，或是一般的受访者，他都愿意和你说话。他从不高傲，总是和同事在会议和聚会场合上谈笑风生。他也贡献给集体劳动，规律拜访国家农场Lensovetovski，那是他可以采花菜和萝卜的地方，那也是管理阶层不太做的事情。女性的农人都很喜欢Yadov，总是等他到来。而准将则会告诉他：“教授，为什么你总是选那几种蔬菜啊？你需要把喂人和喂动物的区分开来呀。”Yadov则总是用笑话响应，然后会问有关于农民劳动条件、生活、家庭的问题。

Yadov很慷慨。

我从来没有问他，也不认为他会有办法回答：他有多少“门徒”(那些他口试过的，或是批评过的，或是启发过得学生)。我猜有上百人。我记得有一次，在科学委员会上，Yadov意外地拒绝了一个年轻学者的论文，因为其作品风格太难懂了，像是“小鸟”在说话。这个拒绝是透过匿名投票产生的，而Yadov却帮该学生想办法，写了该学生想要表达的意思，让该有天赋的学生通过了答辩。

我们这个学科的整个的Yadov时代也结束了。

他比同期的学者都活得久，其他俄罗斯的社会学先驱，像是Grushin, Levada, Shubkin，都比他早过世。然而，他从来却没有被选为俄罗斯国家科学院院士，这是因为政治的偏见。

Yadov最喜欢的歌叫做“我们都被葬在Narva的某个地方”，

我们每次聚会都会唱这首歌，并由吉他伴奏。Yadov总是爱唱这几句：

If Russia is calling for her dead sons it means it is in trouble

However, we see that it was a mistake – and what a waste

In the fields where our battalion was slaughtered in 1943 for nothing

Today the hunting party enjoys the killing and huntsmen blow their horns. 

有一次，我问他为什么喜欢那特别的歌，他说：那是因为那首歌是关于牺牲者无意义的牺牲的故事，那些人因为共同的目标而被牺牲了，那是俄罗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，不论战争或是承平时期。

（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114期）

转载自ISA的newsletter《Global DIALOGUE》第6卷第1期的各篇文章，修改编辑合成）

链接：转载自该刊的各期